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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瑞樺

法國自二月七日開始，發生了一連串反對德維爾潘政府「首次雇用契約」（CPE）就業法案的抗議遊行。隨著事件加溫，遊行者更在街頭與警方產生激烈衝突，雙方各自使用噴水車、催淚瓦斯、警棍及石塊、桌椅、汽油彈，造成多位人員受傷。即使法國總統席哈克三度出面呼籲示威抗議者與政府進行對話，但僵局並沒有打開。抗議者的訴求一貫而簡單：「撤回CPE！」。

為何法國大學生及高中生要反對這項意在促進他們就業機會的法案？對這個問題的解答，不止揭示了今日法國青年世代的心理狀態，也說明了在企業普遍採取彈性雇用政策的時代，國家在促進就業與保障就業安全這兩個目標之間可能面臨的矛盾與衝突。

法國目前整體失業率為百分之九點六，其中十五到二十四歲青年的失業率更高達百分之二十二。此外各項短期約聘職務逐漸變成青年求職必經之途，每兩位找到工作的青年，就有一位屬於無法長期任職的不穩定工作，這種不穩定狀態平均持續八到十一年。

針對青年失業問題，德維爾潘政府於今年一月提出「首次雇用契約」法案，准許企業主在聘用二十六歲以下的員工時可以有兩年的「鞏固期」（即試用期），雇主在此期間可以隨時終止契約而不需提出理由，也不需給予任何賠償。受雇者要是能通過兩年考驗，就有機會轉為穩定持續的工作契約，因此德維爾潘宣稱：「首次雇用契約」是青年「進到穩定就業狀態的直接入口」。

但問題不在新法案是否能夠改善青年就業不穩定的現狀，而在於這項法案本身就是青年就業不穩定的具體象徵。當十個求職青年當中有兩個找不到工作，有四個找到的是沒有保障的契約工作、短暫的代理工作，甚至是報酬極低或無報酬的實習工作，這時就業不穩定已經不只是能力與機運的問題，而是整個青年世代的就業條件，並建構出一種對未來缺乏希望的普遍心理感受。

造成這種普遍心理感受的制度因素，是一九八○年代出現的人力資源管理理論「彈性雇用模式」。這種雇用模式將企業員工分為核心群體及外圍人員，外圍人員的第一類是替代性高的專職工人，第二類則是可利用約聘、轉包、人員派遣以滿足需求的職務。核心人員有最好的福利及待遇，可替代性高的人員則給予一般的福利，至於非固定人員則給予較差的福利，甚至將其排除在福利制度之外。這種人力資源運用構想以降低人事負擔、增加組織競爭力為唯一考量，卻在過程中將人力資源當成組織生存的養料，而將員工之生活保障當成邊緣課題。詭異的是，當企業將員工視為可以隨用隨棄的資源時，卻又在增加企業生產力的考量下運用另一種管理理論，企圖塑造企業文化、培養員工對企業的歸屬感。

在彈性雇用普遍被運用在民間企業乃至政府機構時，就業市場上已不只存在就業者和失業者兩種類別，而是有三種類別：失業者、工作不穩定者、工作固定者。在工作場域中有了兩種身份，一種是正式員工，另一種是約聘僱人員，前者工作有保障，對未來能夠有所預期；後者無保障，對未來無法預期。透過彈性雇用模式，企業所達成的不只是精簡人力成本，而且還創造了以不穩定及不安全為主要效果的三元就業結構，創造出一種對未來不確定的恐懼。正是這種恐懼，為不合理的勞動剝削提供了溫床。

面對高失業及率就業不穩定狀態，國家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國家是否應該為了創造就業機會而在勞工保護上對企業讓步，讓已然處於就業不穩定狀態的勞動者進一步落入就業危殆狀態？或者只是讓原本就已存在或創造出的就業機會，從一種彈性雇用模式轉換成另一種彈性雇用模式，並且在不同的社會類屬之間流動？國家如何在促進就業及保障就業安全之間，在左手及右手之間取得平衡？

已故的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認為：「工作不穩定可能不是『全球化』之經濟必然性所造成的，而是來自一種政治意願。……那些看起來像是由不可改變的法則所支配的經濟體制，其實是一種政治體制，而這一政治體制之所以可行，是因為有政治權力主動或被動的勾結。」這恰恰正是法國青年及各階層抗議者的感受，政府所推動的，正是讓就業不穩定狀態法制化，進而讓就業危殆化，這也是他們必須走上街頭的原因。（作者為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社會學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