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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少四壯集 最近的距離 賴香吟 　(20070106)

十九歲的楊逵，一九二四年，又是船又是火車輾轉抵達了東京火車站，迎面而來關東大地震所留下的斷景殘垣，使他大大吃了一驚。接下來三年，楊逵在東京的生活，因緣際會接上了日本左翼文學運動的興盛期，讀書、勞動、運動交錯的經驗，成為日後〈送報伕〉的寫作材料。在島內，小他六歲的龍瑛宗，這時正受著日籍教師的文學啟蒙，以微小信心讀著詩句，向東京少年雜誌投著稿。

這兩個人後來的文學事業，以十分類似的方式發跡，一九三四年楊逵的〈送報伕〉入選東京文學雜誌的獎項，算是台灣人作家首次登進日本文壇，龍瑛宗在一九三七年跟進，以〈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獲獎，從島外紅回島內。

龍瑛宗因為這個獎休假一個月，到東京拜訪文壇並旅行，剛巧楊逵為爭取日本文藝界支持二度赴日。兩人在雜誌社撮合下，有了一次短暫對談。話題從剛得獎的〈植〉文談起，龍自述最喜歡的腳色是林杏南的長子。

小說裡，林杏南的長子，原本是個抒情而熱情洋溢的青年，相信橫阻在眼前的黑暗時代不會太久，烏托邦樂園也一定值得奮鬥與期待，不過，彷彿因為肉體負載不了激情的火似的，他在小說登場之際就已患了嚴重的肺病，只能在家裡耽讀書籍，過著白日夢般的生活，終而淒涼死去。

這個灰暗的死，警鐘似地把整篇小說裡那些搖擺而紛亂的心思，一舉送向了淪落絕望的境地。

在兩人會面之前，楊逵曾評論過這篇小說，也對題材背後作者的視線抱持懷疑，但在這次對談裡，楊和龍同樣認為林杏南長子是個印象深刻的腳色，其死也令人悲哀，不過，楊補上了話：「我認為像這樣的人，縱使死了，也會在什麼地方留下其精神。我想，所謂有希望的作品不會遺漏這種成分，即使在虛無的現實中，也要在什麼地方留下一些希望的種子。」

這裡透露了楊逵和龍瑛宗的不同。這兩個人，在戰前文學的陣營或光譜上，向來被置放在遙遠的兩端，如眾所周知的尾崎秀樹說法，如果台灣人的作家意識是一個由抵抗移向心死終而屈從傾斜下去的歷程，那麼，楊是明顯的抵抗，而龍則被視為屈從傾斜的例子。

只是，這個短暫的會面紀錄，使我感到餘味的，與其在兩人如何之不同，毋寧是兩個不同的人在文學上表現出多少共識。原來，他們都理解林杏南長子那樣一個悲劇人物，只是差別在要從悲劇看出什麼來？要對無望的奮鬥寄予多少堅持與意義？原來，他們也都重視技巧，龍說一談到技巧，大家似乎都顯出很輕蔑的樣子，楊說不，他無法理解那些輕視技巧的人，「技巧是完全掌握了思想與題材之後，為了將它們表現得更完整清楚的重要手段。」

這是他們兩位第一次見面，恐怕也是距離最近的一次。話題不是沒有交集，而是楊逵在交集之上往往又多走了幾步，再加了點條件與使命，嘆息過後即刻又提起他不熄滅的樂觀與即知即行來。

整個六月，龍瑛宗度過一個文學夢想的盛夏，楊逵四處接觸報紙雜誌，建議他們開闢一些關於台灣新文學的欄目，這兩個人都得到了滿足，也得到了允諾，不過，當七月蘆溝橋的槍聲響起，一切又泡湯了。